年度盘点 | 2023年“公共管理共同体”最具影响力海外编译文献发布（Top10）

内容回顾：中国的省级政府及其对县级政府政策采纳的影响仍有待研究。文章将省级政府的角色分为以下四种类型：分包者、施压者、设计者和合供者，有助于政策采纳的研究。文章利用事件史分析法来检验上述四种作用对县级政府在老年津贴政策（OAAP）政策上的影响。结果表明，扮演设计者、合供者和施压者角色的省份对县级行政部门接受OAAP的积极影响明显大于扮演分包者角色的省份。同时，分包者-设计者的角色对县级政府对OAAP的支持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些发现为政策扩散的纵向方法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并为层级政策环境中的政策采纳提供了实质建议。

原文作者：楼苏萍（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孙宗锋（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张俞杉（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引用格式（APA）：Lou, S., Sun, Z., & Zhang, Y. (2023). To join the top and the bottom: the role of provincial governments in China's top-down policy diffusion. 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 8(2), 16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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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编辑：张斯涵（大连理工大学）、刘诺佳（厦门大学）

内容回顾：了解公共组织如何确定目标的优先顺序对于研究公共部门的目标设定至关重要。然而，现有文献大多采用单一目标视角，忽视了多个目标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文章通过超越单一目标视角并采用多目标视角来扩展文献，进一步探讨公共组织在面临多个相互冲突的目标时目标优先顺序的复杂性。借鉴绩效信息使用和组织间交互的理论视角，本研究的主要论点有两部分：首先，组织对特定目标的优先顺序将与其冲突目标中的绩效差距正相关。其次，组织倾向于采用差异化策略来确定多个相互冲突的目标的优先顺序。基于对中国市级政府在面临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目标冲突时优先考虑环境目标的实证调查结果支持了文章的论点。

原文作者：陈少威(湖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贾开（电子科技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引用格式(APA)：Chen, S., & Jia, K. (2023). How local governments prioritize multiple conflicting goals: beyond the sole‐goal perspective. Public administration, 101(2), 522-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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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编辑：刘博研（北京师范大学）、李心怡（北京师范大学）

内容回顾：权力下放通常被视为实现良好治理的灵丹妙药。然而，很少有研究探讨权力下放（向地方政府）如何影响政策议程。文章基于中国的经验，探讨了权力下放如何影响公共服务提供的两个方面——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结果表明，权力下放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环境造成了损害。这些混合效应可以归因于权力下放与政府注意力分配之间相互作用的行政机制，这种机制更关注短期内可以观察到的结果，而不是长期的结果。文章结果凸显了治理的复杂性，并展示了有效政策框架设计的架构。

原文作者：李亦然（香港浸会大学）、陈硕（复旦大学经济系）、彭耀辉（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引用格式(APA)：Li, Y., Chen, S., & Peng, Y. (2023). In the Shadow of Administrative Decentralization: The Impact of Devolution on Subnational Service Provision. 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53(7-8), 280-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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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编辑：刘博研（北京师范大学）、曹靖婕（中国农业大学）

内容回顾：数字化扩大了公民参与的范围。然而，关于在线公民参与和包容性政策制定还没有确凿的调查结果。这项研究为制度偏见的讨论增添了新的视角。它通过考察政府主导和互联网赋能的公民参与《2017-2035 年上海总体规划》的过程、参与者、政策议程和公众舆论，提供了新的证据。基于文本和情感分析的深入案例研究报告了四项发现。首先，政府主导的模式为整个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参与提供了制度化的机会，而互联网赋能的公民参与则具有偶然性和临时性的特点。其次，政府主导模式仍然是精英主导，而互联网为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提供了开放、大众化的参与平台。第三，互联网赋能模式下的舆论往往超出甚至违背官方预先设定的原则和目标。相比之下，政府主导模式中的公民讨论通过改变政策议程的顺序或在官方环境中提供焦点来影响政策。第四，与互联网赋能的模式相比，公民尤其是专家更有可能在政府主导的模式中给出积极的反馈。这些发现证实并确定了阻碍互联网时代包容性政策制定的剩余制度偏见。理论上，它提醒学者们认真审视公民参与的制度安排。实践上，这表明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减少政府主导方式的制度偏见，并利用文本和情感分析来敦促地方政府对互联网舆论进行回应，从而促进地方层面的包容性政策制定。

原文作者：裘双双（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高翔（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岳文泽（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群（上海市地质调查研究院国土资源数字研究所）

引用格式(APA)：Qiu, S., Gao, X., Yue, W., & Zhang, Q. (2023). Government-led and Internet-empowered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China's policymaking: A case study of the Shanghai 2035 Master Pl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10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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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编辑：苏凡（清华大学）、张斯涵（大连理工大学）

内容回顾：合作生产已被广泛提倡，但对于政府信任是否可以鼓励合作生产，在理论上和实证上存在分歧。研究提出将外部和内部效能作为潜在的调节因素，以进一步了解这种关系。文章设计了一份包含537名公民的问卷，以及包含375名公民的2×2×2受试者间调查实验，以在中国的四种城市治理情景中检验文章假设。这些发现为关于共同生产的理论分歧和动员它的新想法提供了坚实的经验证据。

原文作者：刘炳胜（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林森（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政治学系/公共管理共同体平台成员）、和思绮（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张金凤（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引用格式(APA)：Liu, B., Lin, S., He, S., & Zhang, J. (2023). Encourage or imped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ust in government and coproduction.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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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编辑：李心怡（北京师范大学）

内容回顾：政府致力于加快科技进步，造福社会。然而，政府可能会促进或阻碍突破性创新。彻底理解创新过程中政府行为的特征尤为困难。为了更好地界定政府的角色，文章聚焦组织间关系，从情境和动力的角度探讨了推动突破性创新过程中的政府治理结构。文章采用荟萃分析的方法，整合了28个以创新活动中政府行为为主题的案例研究，利用“情境、动机、行动和效果”的分析框架，建立了创新过程中政府嵌入类型的理论图景。首先，政府将技术创新视为治理对象或工具。然后，在创新过程中提出了四种政府嵌入模式：政府主导的核心模式、政府主导的混合模式、政府支持的混合模式和政府支持的外围模式。各模式的作用特点体现在调控、规划、研发、协调、需求拉动等方面。最后，由于复杂的情况和动态的过程，模型之间存在多种组合和演化。

原文作者：孟佳辉（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公共管理共同体平台成员）、王健（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柳雅文（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引用格式(APA)：Meng, J. H., Wang, J., & Liu, Y. (2023). How is government embedded in innovation process for breakthroughs? A meta-synthesis of qualitative case studies.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194, 122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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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编辑：刘博研（北京师范大学）、钟峥云（中国人民大学）

内容回顾：间断均衡理论（PET）表明，政府政策大多是稳定的，偶尔会发生剧烈变化，学者将其归因于制度摩擦和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尽管现有的PET文献主要关注民主国家，但学者们已经开始将该理论应用于举国体制国家。举国体制国家是该理论基本机制的肥沃试验场，因为与西方国家相比，权力集中减少了制度摩擦，但增加了信息限制。然而，对举国体制国家的PET研究仍然很少。为了加深对PET和西方国家以外的政策进程的理解，文章对88篇中文PET期刊文章进行了系统回顾。文章表明中文PET研究正在不断增加。与英语PET文献相反，大多数中国研究都是定性的，而一个关键的相似之处是 PET 核心概念的可操作性较弱。审查的研究证实了中国政策制定的间断均衡模式，但与西方国家相比，仅提供了更强烈的间断均衡模式的有限证据。未来对中国的PET研究应该使用长期数据集并考察制度摩擦和政策制定者的信息处理。文章还主张进行更多的国际交流和比较研究，以加深对中国和其他举国体制国家政策进程的理解。

原文作者：Annemieke van den Dool（昆山杜克大学社会科学部）、李佳琳（昆山杜克大学）

引用格式(APA)：van den Dool, A., & Li, J. (2023). What do we know about the punctuated equilibrium theory in Chin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research priorities. Policy Studies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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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编辑：李心怡（北京师范大学）、马浩杰（东北大学）

内容回顾：研究从公民的角度探讨了协作治理的合法性。文章使用预先注册的在线调查实验来测试三个因素——代表性、绩效信息和问题复杂性——对合作感知合法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代表性和积极绩效信息影响公民对协作治理合法性的看法，而问题复杂性影响不大。此外，还发现了异质性的处理效果：对公共组织信任度较低的受访者将代表性更多地纳入他们对协作治理的合法性认知中，而对公共组织信任度较高的受访者则表现出较少的代表性影响。

原文作者：Seulki Lee（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科学学院）、Marc Esteve（伦敦大学学院公共政策学院）

引用格式(APA)：Lee, S., & Esteve, M. (2023). What drives the perceived legitimacy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 experimental study.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5(8), 1517-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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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编辑：曹靖婕（中国农业大学）、周琦（伦敦大学学院）

内容回顾：分享了关键词为“城市韧性”的5篇国际期刊前沿文献。第一篇文章聚焦于城市韧性的概念问题，将一直以来城市韧性概念的模糊性归因于概念应用的“语境问题”与概念本身的“持续演变”，并尝试提出了一个城市韧性的概念框架。第二篇和第三篇文章聚焦在城市韧性治理中的合作网络，前者分析了城市韧性建设中的合作网络主体和结构，后者则分析了伦敦如何通过“通用战势图”这一工具来实现城市韧性合作治理。第四篇和第五篇文章分别从数字技术对经济韧性、应急管理战略对安全韧性等思路分析了城市韧性建设中某一具体领域的行动过程。这5篇文章分别来源于公共管理、安全科学、城市研究等不同的研究类别期刊，但都在回应城市如何建立韧性，因此将其集合有助于理解多元视角下的城市韧性及其理论进展。

引用格式(APA)：

1/Amirzadeh, M., Sobhaninia, S., & Sharifi, A. (2022). Urban resilience: A vague or an evolutionary concept?.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 81, 103853.

2/Hannibal, B., Meerow, S., Woodruff, S. C., Roy, M., Gilbertson, P. G., & Matos, M. (2022). Who collaborates on urban resilience? An analysis of flood resilience planning networks in four coastal cities.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1-18.

3/Therrien, M. C., Manrique Rueda, G., Normandin, J. M., Veillette, S., Chelihi, M., & Arnaud, J. (2023). The common operating picture as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ool for urb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Contingencies and Crisis Management.

4/Zou, Y. Urban Resilience,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the Economic Recovery of a City from the Pandemic.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5/Taylor, D. W., Wood, E., & Frazier, T. (2023). The Application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Principles to Violent Crime Response and Urb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20(2), 7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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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编辑：高光涵（南开大学）

内容回顾：信息公开已成为当代治理的普遍组成部分。研究探讨了受监管实体绩效信息的公开（也涉及相关政府机构的绩效）如何影响官僚行为。在《清洁空气法》（CAA）（美国监管空气污染的主要法律）的背景下，这项研究表明，监管机构按照《有毒物质排放清单》（TRI，美国的一项主要环境信息公开计划）显著增加了CAA对按照《清洁空气法》的要求开始向公众公开相关绩效信息的设施的监管检查。其他分析表明，这一增长是因为公开向监管机构提供了新信息，而不是动员公民行动。研究结果表明，有关受监管实体的绩效信息可以缓解官僚与受监管实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并增加受监管实体以及相关政府机构的责任。

原文作者：李峥言（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

引用格式(APA)：Li, Z. (2023). Bureaucratic Response to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How Mandator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ffects Environmental Inspection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83(4), 750-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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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编辑：马浩杰（东北大学）、王丹杨（北京师范大学）